如果从我进入高中的一九八二年起算，我与母校鄞县中学（不好意思我一直不知已改名了）结缘已有整整三十周年了。岁月流逝，已是人到中年。忙碌的生活，也渐渐尘埃落定。过去的日子，更加亲切了起来，有些记忆却是越发的清晰了。

回想八二年入学时，报到的条件是每人要带一把锄头，因为学校里有不少农田，我们有劳动课的，要做一些农活，种些蔬菜瓜果之类的。我们家当时已搬到宁波，我妈还特别请人去打造了一把锄头，挺宽边的结实。我就用这把锄头作为扁担挑起铺盖和一个铁皮箱子，这是住校的家当了。当时的城市还没扩张，学校地址是盛垫，这是郊外十来公里的地方，从宁波东站坐车大概半小时到盛垫车站，从车站大约再走一条近四五百米的机耕路才到学校的大门。从宁波一路过来的风景是田园风光，从汽车路往北一看，越过田野能远远看到围墙正中学校门口挂的白底黑字木牌，上书“浙江省鄞县中学”，记得当时我视力很好，隔老远看到的字清清楚楚，那个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只是机耕路两边的农作物是四季变化的，有时是开满紫白色小花的整片草籽田，有时是稻子或麦子。似乎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不久就不挂了，但这个牌子肯定有过。

学校的建筑不多，从南面大门进去正对着的是学校的主体建筑----二层的教学大楼，结实的砖墙结构木质地板。在正南的墙壁上挂着几个诸如“团结、奋进”之类的励志大字，所有班级都在里面上课。楼的东南侧有L（也许是T）型民国式平房，作为医务室、团委办公室等使用。教学楼北面有教师办公楼，再之后是几幢学生宿舍，我们女生楼与男生是分开的，彼此也不来往。学校的西南侧有一幢实验楼，靠河边不远，河在西北侧就成为天然的围墙了，在这河的内侧是我们的食堂及饭厅。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时在教学楼的西南侧有一排矮房子，当时作为图书阅览室的，那是我中午得空必去的好地方，里面的书不多但杂志挺丰富，比如“十月”“当代”“收获”“钟山”等等，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八十年代初的伤痕文学，认识了许多作家如铁凝、张抗抗之类。每天这一小时的阅读与学校功课没直接关联，但有了这一小时我就觉得每天的学习得到了奖赏，心里充满了喜悦。

想起心中的学校，一直有一种家的温暖。虽然说出来，当时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伙食是包干的，一个月交七元人民币，吃在学校六天，早中晚餐菜都是按桌放好的，饭要自己打，因为要粮票的。菜总是觉得不够吃，因为大家都在青春生长期，饭量是很大的，每桌都有一个桌长，负责分一下菜。同学们上午下课铃一响，总以很快的速度冲到饭厅，看着分菜，菜是家常的，有烂糊白菜，红烧带鱼，毛豆子芋艿等，吃完总觉得意犹未尽。后来有一阵改为自己打饭打菜，就都眼巴巴地希望掌勺的多给一点。

八二年进学校时，学校的师资是很优秀的，老师们大多数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当时自己年少不更事，也不懂好歹，现在想起来，我们是多么的幸运。高一时我的班主任是孙伯顺，教历史的，人很和气，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如数家珍，在他那因抽烟而微微发黄的手指起落间，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那时还没有分文理科班，我的成绩算是比较好的，他本希望我能读文科的，但我当时受大气候影响，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没去读文科，他为此有点不高兴的，至今我都觉得有点辜负了他。现在想想，走遍中国都有点不可能，但年少无知，当时的我心里挺崇拜居里夫人的。我的物理学得很好，教我物理的陈重威老师上海人，块头大，脸盘四方，架一付眼镜，讲课时中气很足，声音宏亮，课上得很生动，讲到开心处笑容满面，充满了热情，与学生对答互动多，经常谈到宇宙观以及UFO等，听得我们都着迷得很，似乎通过他我们的视野延伸到了外太空，在星际翱翔。我的班主任是应嘉平老师，人高而清瘦，经常穿一身中山装，教数学，思路很清晰，上代数或几何，板书将解题过程写得简单扼要，讲课有一句不说二句，但都在点子上，处事做人一派道家风范。校长方勋臣，与学生见面时总要温和地点头打招呼，学生见了他都很恭敬，印象中一直戴个黑框眼镜很是儒雅。

记忆中学校是很重视学生的体育的。每天早上六点半大喇叭响起来起床，全校师生去操场列队绕着四百米跑道跑步。我身体比较纤弱，怕体育，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要评三好学生，体育不到七十五分是不准评的，我的倒立很差，老过不了关，就在操场边的垫子上一次次地练习，都快支撑不住了，最后请体育老师（可能是应伟翔）来看，勉强通过。

分理分班后我是二班的，班级位于教学楼二楼正中靠东的位置。班上成绩最好的是个子矮小的女生陈金莲，无论期中期末考试必定是年级段第一名，我们很是佩服，但她学习的刻苦程度也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经常在熄灯后找地方学习到十二点，有时甚至是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复习。每当期中或期末考试一结束，教学楼一楼中间的廊道上总是挤满了忐忑不安的学生，大家争相看墙上玻璃橱窗里公布的各年级成绩排名单。看完后同学们表情各异，懊恼的窃喜的淡定的都有。班上女生就十来个，男生四十几个，大家彼此不怎么说话，但相处却也融洽。少年时的感情是无邪的，当时跟我很要好的女生刘坚来自东海舰队，她很大方，经常带一些部队的军需食品罐头给我们分享，至今想起那些美味还是口齿留香。还有谢秀琴同学，性格很温和，我们经常说些悄悄话。有趣的是，为了我她们两个还酸酸的闹些小别扭。我们现在见面还为这个打趣呢！

回想起来，因为吃住在学校，老师们也大都是夫妇两个都在本校教书住在校园，所以是从早到晚生活在学校里，与其说是师长，还不如说是家长。比如应老师的夫人是周小平老师，她上海人，说话做事非常干练周到；而孙老师的夫人是赵紫霞老师，她教我们语文，上课诵读文章抑扬顿挫很有风采的，可惜我语文学得不好，至今怕写文章。

校园的东部是操场，在操场北部有一排两层的简易楼房，老师们都住那儿，每家一间或两间，简单得很。但我印象中老师们从未有过为五斗米犯愁的感觉，似乎他们天生就是为我们传道解惑而来，师生间交流很多。当时的生活条件是比较简陋的，但学校的学风很好，学生们质朴勤奋，老师们兢兢业业。学校更像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书院。

发生在我高考前一天的事是终身难忘的，因为那几天老去阅览室看小说，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有点紧张心虚。那天在阅览室门口碰到物理陈重威老师，他问我状态如何，我说有点想吐不想吃东西，他说那你最好吐出来让胃舒服些，正说着我就一下晕了过去，吓得陈老师立刻将我扛到医务室去挂水。那天晚上我的班主任请我到他家吃面，菜是番茄炒蛋外加咸鸭蛋，待我就如他家的女儿，很自然亲切。而我的床头突然多出来许多食品补给，比如方便面、葡萄糖粉等，平素从不来往的同学悄悄地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营养品都送了给我。高考那几天我是挂点滴与考试来回忙，总算过了关。给同学和老师添了不少麻烦，幸运的是我还是考上了上海交大。

上大学后偶尔去学校看过一两次老师，这么多年来也没为母校做过什么，说起来很惭愧。记得上一次去还是近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学校已处于比较繁华的街市中了，学校的建筑似曾相识却已有些变化，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我高中时的物理老师还住在学校，见了我依旧是满面春风，似乎我不曾离开很久。他还在那简易楼里招待了我，房子虽然简陋但显然已经过一些整修，师母在北面的隔间里做的午饭，我们坐在客厅兼卧室里谈笑风生。这一晃又是许多年没有去看一下学校如今的模样了。

少年时期母校的滋养和老师们的熏陶对我们个人的成长和性格的养成非常重要，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三年的校园生活给了我们素朴善良的内心和求实奋进的精神。虽然那时的物质简朴，但我们的心灵却是富有的，内心充满了希望。正如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的母校拥有许多大师级的老师，他们就像孔夫子的学生颜回“居陋巷而不改其乐”，今天回想起来，真是难能可贵！几十年来，母校老师们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努力提升自己的修养并力求对社会有所贡献。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饮水思源，我非常感恩母校给我的培育以及老师们给我的熏陶和表率。在当今社会，这种质朴无华的精神更加难得。值此母校六十周年华诞，我谨以此文表达当年学生的一份敬意，祝母校枝繁叶茂，桃李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