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暑假的最后一天，父亲带着我的被褥行李，送我到鄞县中学报到。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在外求学的游子。在我到鄞县中学读书之前，我离家远足的次数实在是少得可怜，那时不比现在，交通又不方便，老家天童到宁波附件不过只有区区五十里路，但去一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再说谁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没有事情上那里干什么呢？！天童周家岙是我的家，是我童年的天地，想不到突然有一天说离开就离开，只在节假日才回家小住，家的意义在我仅仅成了休憩的旅馆和停靠的港湾了。

这年我16周岁，初次离家成了一名住校生，既感觉新鲜，又面临挑战。我们鄞县中学高一年级共4个班，我被安排在高一（3）班（两年制，中途变卦为三年制），数十名学生都是从全县各公社考试选拔来的。同学们年龄相当，情况也大体差不多，对鄞县中学的新生活很快也便适应，并渐渐融了进去。起先想家总是在所难免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我不是个骄气之人，别人能受我也能受。

那时鄞县中学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我们高一（3）班分住紧挨在一起的几间平房，一间平房分两排摆着几张床铺，满满当当地挤住着近十名住校生。门窗透着风，上厕所不便，冬天冷如冰窖，夏日酷热难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总是能安之若素，照样呼呼大睡。

我差不多算是个很单纯的人，也是个随大流的人，生活在校园这个特定的空间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听讲做作业参加考试，教与学就是整个校园生活的全部，其它都是随之附带的，学习是学生的正业，除此以外我不知道生活是否还有别样的天地。早在念小学、初中的时候，父母就养成了不过问我学习的习惯，这也许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但我并没有从这种信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没有人强迫我学习，没有人盯着我究竟学得怎样、考了多少分，没有人叮嘱我学习关乎我将来的前途和命运，我的耳根一向很清静。我靠的是一种惯性在学，靠的是一种天资在学，靠的是一种本能的习惯融入周围学习的洪流。班里的兄弟姐妹们都是从全县各初中选拔来的佼佼者，大家学习风气正，学习氛围浓，置身于这样的一池方塘中，不必刻意为之，学习自然不让他人。好像也并没有花太大的功夫，我的理科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物理、数学老师对你常常青睐有加。但是，这里潜伏着危机和问题，语文课是我的弱项，外语完全不懂（入学考试3分）。非常荣幸，鄞县中学对外语不懂的少数几位同学采取了特殊补课的办法，再加上我前桌的杨武振同学经常帮我解释外语的疑难问题，使得我的外语成绩突飞猛进，高考也取得了80几分的好成绩。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的高中年代的生活总体上看苍白平淡，乏善可陈。我们的生活空间主要局限在校园里，喧嚣的教室，吵杂的宿舍，永不清静的操场，我吃饭、睡觉、上课、做操，一切都按部就班，紧紧张张，时间安排得死死的，我们几乎连犯傻的空档都没有。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可谓汹涌澎湃，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了，运载火箭上天了，彭加木失踪了，经济特区设立了，华国锋主席下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判决了，葛洲坝截流了，中国女排夺冠了，计划生育推行了，人口普查了，向张海迪学习了，……，如此等等。我们偏处于鄞县中学的校园小天地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事情似乎与我们关系不大，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我们连自己的事都烦不过来，大体上是无暇他顾的。但有时也不尽然，偶尔地我们也会把关注的触角伸向外面的世界。逢上天气不好，体育课只好在室内上，体育老师就给我们讲陈肖霞、郎平、郭跃华；政治课上，政治老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共产主义蓝图：“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除了洗澡、买学习用品等等之外，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是不大出学校大门的，中午时间很短，晚上还要上晚自习。

那时，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照例是要回家过星期天的，一来是为了换洗衣服带点咸菜干粮，二来也是为了回家改善一下伙食。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同路的校友一起结伴坐公共汽车回家。从鄞县中学到天童周家岙我家虽然不过五十里路而已，但在我看来，实在是一条遥不可及的距离。这条路我曾无数次地往返，两端连系着我的牵挂和希冀，我曾无数次地诅咒这条让我产生无穷惆怅的路。那时的交通工具实在是少，公共汽车一天只有2班。回家的时候，我们能搭车就搭车，或者偷偷地扒顺路的手扶拖拉机，毕竟是五十来里的路程。有一次运气不好，只好走五六个小时才到家。

经过三年的努力，如愿在1983年考入大学，成为全村有史以来第一个重点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2002年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