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在邱隘回龙道淮小学毕业考入邱隘中学（原为鄞县一中后更名为邱隘中学，在文革期间一度更名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名为鄞州中学），于1962年夏初中毕业。

1958年到1961年，是我国当代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惨淡的“三年困难时期”（1980年以前一直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西方学者也有称其为“大跃进灾荒”），其实1962年的情况也跟“三年困难时期”相似。据有关分析家统计：三年内全国非正常死亡（绝大部分系饿死或因严重营养不良死亡）达3245.8万人，而且其中一年出现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负增长。我家所在的只有30几户人家的自然小村，也有四、五个人饿死或因严重营养不良病死。

读初中三年，是我身体生长发育最为关键时期，正好碰上“三年困难时期”，求学道路之艰辛，令人不堪回首。

所谓困难，在社会基层层面则普遍反映为社会商品，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食品，副食品的极度匮乏。当时居民成人的每月定粮为29斤（以大米为标准计算），农民人均定粮标准为每年360斤稻谷，其中正劳力为500斤。按当时农村碾米机的碾米水平，每百斤稻谷只有65斤的出米率，这样，农村正劳力每月的定粮只有27斤左右。这样的定粮标准如果放到现在，那就足够了，因为有大量的除主粮以外的食物可供食用，而且脂肪的摄入不限量。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乎没有什么除主粮以外的食品、副食品可供食用，而且每月食油定量也极少（居民每月每人4两，农民每月每人2两左右）。

按当时政策，中学生的粮食供给关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保留原供应关系，另一种是农业户口的可以转到学校，并寄宿在校读书，不管是居民户口还是农业户口，一律按居民户成人标准供应粮食。不知什么原因，我有好几个同学都不知道这一政策，反而以为寄宿读书要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而选择通学（即每天回家，只在学校吃一顿自带的中饭）。谁知这一选择竟亏了三年，因为寄宿生每月定粮为29斤，而通学生大致只有18斤，每月少了11斤定粮，那11斤定粮在当时是一个多么诱人的数字啊！寄宿读书不仅定粮标准提高，而且贫困学生还能享受每月1.7元到8.5元的人民助学金。

通学读书，每天从家到学校，往返要走约8公里，早上吃的一点稀饭，大部分在路上被消化了。父母和几个妹妹都照顾我，尽量让我吃稠一点，多一点，但总是有一个度的，所以可以说是半饱的肚子出门，饿着肚子上课，空着肚子回家，特别是下午放学回家，走路总感觉有点眩晕，按现代医学原理分析，有可能是一种低血糖的反映。

由于饥饿，迫使人们千方百计寻觅和“开发”可填充肚子的“食物”，读小学时就已经听过的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生活故事，在现实社会中重演了。蕉藕的茎、玉米的茎拿来当甘蔗吃；原先连猪都不喜欢的马铃薯的“脑”（即上端的叶子）摘来当菜吃；把“革命草”（一种名为水花生的野草）挖来磨碎后沉淀的粉状物质制成糊来喝（实际上是得不偿失，因为革命草有很强的致泻作用，人吃了以后，会把原先吃的东西都泻光）；把榆树皮削来捣烂后取浆吃，甚至直接把树皮磨成粉做饼或糊吃，但总因木质成分太多而造成严重便秘，又不得不到医院去请医生处理，所以现在鄞东南一带大平原已找不到一颗稍大一点的榆树，就是当时造成的生态破坏；原本用来做肥料的菜饼（油菜籽榨油后剩下的渣粕），明明知道有毒，还是拿来当饼吃；我的村河对面是宁波地区农场的畜牧场，常有死去的小猪和兔子被扔进一只沤肥坑，也不知是哪位第一个吃螃蟹的，把那些臭气扑鼻的死猪、死兔捞来褪毛、开膛，除胆和粪便外，一点都舍不得丢掉，在当时有动物蛋白可吃，也算是幸运了，所以以后这些死猪、死兔却成了稀有珍宝，人们抢着去捞。我尽管受到了家人的特殊照顾，但上述原本不属于人类食物的东西，我样样吃过。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凡发现有吃不死人的东西，就会拿来主义，生小麦、生豌豆、生蚕豆、老茭白，甚至是大头菜、芋艿都吃过，蕃薯收后遗留下的小蕃薯，那简直是美味佳肴了。有几次，我曾在上学路上把带的中午饭吃掉了，等上午课上完以后就回家了，回家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学视乎是高等学府了，中学生也如同天之骄子，但同样逃不过“被困难”的噩运。我的遭遇，是通学生困境的一个缩影。寄宿生虽是每月有29斤的定粮，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正值生长发育期学生的营养需要的，因为其他食品和副食品几乎是没有的。为尽量减轻经济环境对教育的影响，学校反复发动全校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邱隘中学占地面积较大，学校可以利用空地、杂地划分给各个班级，一年四季种植蔬菜，自办畜牧场饲养肉猪，自建水泥地养殖小球藻……

在当时，学校每星期有半天劳动课，劳动的主要内容是种植、培育蔬菜和割捞猪草。我的班主任老师是生物教师，对种植较为懂行。他带领我们种的小郎菜、黄瓜、萝卜、洋葱的产量在没有现代农业设施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对是高产的，而且这些农产品绝对是绿色的、环保的，因为所施的肥料全部是人畜粪便。自种的蔬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蔬菜紧缺的问题，各个班级的班会费也由此而激增。

尽管学校千方百计发动生产自救，但总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三年中，有一年左右我转为寄宿读书，因为户粮关系中途不能变更，于是每星期一我从家里带上几斤大米和一小杯菜油到学校总务处换取饭菜票。记得有一年的秋冬季节，粮站供应的粮食必须搭售一部分蕃薯（每斤粮票供应7斤蕃薯），蕃薯易烂，须尽快吃掉，于是学校食堂在一个阶段每天早晚两顿供应蕃薯糊（把蕃薯切块烧成糊状），由于食堂来不及处理蕃薯皮，所以蕃薯糊是连皮的，吃了一、二顿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一星期（那时是每星期6天要上课）下来，几乎所有寄宿生的牙齿都黑了，一张口，好像是个大烟鬼。只有吃了蕃薯糊后立马刷牙才能幸免，否则，要在蕃薯停食几天后，牙齿才慢慢恢复本色。

有一次劳动课，我们班采摘黄瓜，几个胆大一点的学生偷偷的把两框黄瓜藏了起来，到上夜自修时再弄到教室里，整个课堂一片吃黄瓜的声音，一小时不到，同学们开始前赴后继的往厕所跑，有的还不止一次，幸好那天没有老师来查岗，否则免不了一顿“再教育”。

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到了1961年，在校生开始陆续辍学，先是通学生，后来发展到寄宿生，我们一个年级四个班学生从原先的200来名骤降到了只剩100来名，每天上课，教室里稀稀拉拉的。后来上级教育部门只好把福明农业中学的学生拉过来到邱隘中学，但连同在校生，只能勉强凑成四个班。在二年级下册，我也曾辍过学，后来班主任亲自上门来劝我去校复课，最后还是听了蔡老师的劝说，重去学校读书，直到初中毕业。

临近毕业，我作为毕业生代表参加了宁波（市还是地区不清楚）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会场设在原宁波市二轻工业局招待所（药行街的南边），每天早上能吃上两只肉包子和一碗稀饭，还有一些酱菜，中午和晚上能吃四菜一汤，我感到那简直是神仙过的生活。

初中毕业后我直接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根本没有考虑过是否再读高中。那年的8月份，我在邻里墙门口的一张门板上睡午觉，有人叫醒了我，说有我的信，我想我哪来的信？后来从信封里看出是学校寄给我的，打开一看，竟是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那一年，我才17岁（虚岁），但已经有了思考问题的能力，当我看到通知书后，心里有不可言状的矛盾，一时不知所措。当我慢慢冷静下来后，我找到我父亲，把通知书捧给他，但我不敢看他脸，我怕伤害我那已经饱经沧桑的父亲。我敢肯定，父亲在见到通知书后，会感到高兴和自豪，但在瞬间会变得内疚和无奈。我没有开口，父亲也没有吭声，只是用微微颤抖的手把通知书递还给我。那一天下午的农活，我不知道是怎么干的，老是在想，读书去有可能跳出农门，不去则永远是地球修理员了。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深深懂得，家里人为我付出已经够多了，而且可以说是太多了。大妹、二妹、三妹都未读完小学，那都是为了我，我已经把家里拖得快垮了。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再去追求那不现实的梦想，况且我已做了两个月的农民了，而且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想通了，心里就踏实了。

我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我还是以为：人要随时认命，因为我是人。本不属于我走的路，不走也罢。

我羡慕，甚至忌妒我的后辈们的读书环境，因为我有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座右铭：因有俯首耕耘志，不须扬鞭自奋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