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在母校 —— 鄞县一中
来源:张德生|编辑日期:2012-09-05 09:58:08|点击数: |发布：54
1954年至1960年，我就读于盛垫中学、邱隘中学和鄞县一中，即现在的鄞州中学。那时的国情，可用“百废待兴”而概之。因此，方方面面都相当落后。比如，周末回家时，部分男同学会光着脚走回家；返校时，同样赤脚步行。为的是省几分盘缠，好让慈母做的布鞋能多穿些时日。校内伙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搪瓷缸蒸饭。早餐最美的小菜是每人一调羹油炸黄豆，中饭最美的“菜肴”是三、四块二指宽的油炸臭带鱼，那是绝对的美味！夏天晨练长跑后，可跳进小河里游泳、洗澡，十分惬意，但也易得关节炎。校门口总有一位修自行车的老人，他以每小时1.5角的价出租给同学们学骑自行车，我等仨人，每人每次“出资”5分，经三次自我培训，便熟练地掌握了“驾车技术”，从此洋洋得意 ------ 往事点点滴滴记心头！
自然，作为学生出身的我们，最最不能忘怀的是咱们敬爱的每位教职员工！你们的音容仍清晰地刻印在我们脑海里，哪怕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记得：班主任是位戴眼镜的年轻女教员，您有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青年人常有的那种本色。您在我“成绩报告单”里写的那句评语：“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让我警惕了一辈子。语文老师教我们学普通话，在当时会有多少拦路虎啊！因为宁波方言与普通话相比简直就是一门外国语，不知您当时是如何冲破重重阻力，执着地教我们学“官腔”的。教英语的老师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而您居然在全中国学俄语的大潮中，能“鹤立鸡群”般地教我们英语，那真是您的本事和学子们的幸运哪！教历史的老师似乎有那么一丁点“学究味”，瘦高长，您的特点是：只要下课铃响起，立即就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节课继续。下课。”绝不拖堂！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十分赞赏您的做法的。体育老师是一位精干的中年人，在您领导下的咱们校体育代表队那时是多么地生龙活虎，卓尔不群！------ 各位老师，你们辛勤付出的劳动，绝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逝，而一定会在学生们身上结出硕果！没有你们的栽培，教育，哪有我们今后的发展哦！时今，我辈虽已年过古稀，但仍想在师长前深深地鞠一躬，以表达对每位教职员工的感恩之情！祝愿师长们能安享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在广西出差时，我看见农舍墙上一句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它十分醒目，也特触动人心。其实，自从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都是那样做的，否则我们这茬现已迈上古稀行列的学生从哪儿来的？我还可谈一件亲身经历: 1958年年底，经严格体检筛选后，我与罗明海同学应征入伍（全校仅二人），在岱山岛上训练。两个月后，我等高中生入伍的兵却又奉命被送还原校。这是何故？后听说：浙江省教育厅领导听到有高中生入伍后，认为不妥。于是他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信。他强调说，现时国家急需建设人才，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应让其继续升大学，以供国家建设之需。这是何等眼光与远见！周总理读后即批示：请将入伍高中生退回原校继续求学。由此可见党和政府是一贯重视教育事业的。
为迎接母校的六十大庆，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学校的最佳比喻是什么?她应像个苗圃：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花卉或树苗，各地的奇花异草或参天大树，都是从苗圃那儿移栽过来的。母校似一家汽车制造厂：国内外跑的“鄞州牌”各种客车、货车都性能良好，外形美观，节能省油，客户对该厂产品很满意，于是订单源源不绝，供不应求。或许母校更像一座国家级综合型的研发中心：开发研究各自然、人文领域的新产品、新品种、新技术、新能源等等，其包罗万象的各种课题和各方人才比比皆是，故哪儿都能碰上这家研发中心的人或事。也许我曾经当过兵的缘由，我更想将母校比拟为一艘航空母舰或航空母舰的母港：舰上装备的电子雷达、导弹、战斗机等都是最先进的武器，它们是保家卫国不可或缺的！从舰上发出去的炮弹、激光、战机都必须让敌人丧胆！让国人骄傲！而航空母舰的母港则随时可为舰船提供各种补给，让其迅速返回执行任务的岗位 ------ 。我究竟应当将母校定位在哪个比喻上呢？也许都像，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教师们始终是苗圃的“园丁”、汽车制造厂的“设计师”、研发中心的“高级工程师”、航空母舰上的各级“指挥员”------ 。简言之，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一茬茬的学生。
从1960年离开鄞县一中考入北大后，我始终牢记着：我是鄞县人民的子弟，不能给故乡人民脸上抹黑。每位老师的教诲，始终不敢淡忘。我一辈子有许多座右铭，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处处留心皆学问”；“天道酬勤”等等。我知道，当时中国每二百个青年，才有一名大学生！故时常提醒自己：个人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应对得起党、人民、母校、父母，应学好、要进步！我们是同龄人的佼佼者，不能辜负历史使命 —— 为祖国多做贡献！抱着这一信念，不经意间，已走过了52个春秋！我们是较早的鄞县一中的毕业生，就好比是这一家庭里的“长子”，如此就该有长子的某些“风范”：如热爱党和祖国，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不断求索，有所作为 ------。于是，我一辈子努力耕耘，谨防不测。大学毕业后，虽遇上“文化大革命”，但能恪守基本道德标准，坚持自己情操，于1969年底，顺利入党。
1965年北大毕业后，我先分配去总后勤部科研所外军研究室工作，1969年底又被调到总后技术装备研究院，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有关外军后勤资料。1976年转业到文化部后，成为一名文化外交战线上的新兵。我立志尽快掌握文化领域里的中外文知识！常以“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提醒自己。当年九月，我受命陪“中国工农兵芭蕾舞团”（即现“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维也纳、西柏林，恰遇国内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被揪出来，形势十分严峻，情况万分复杂！要知道：当年那个芭蕾舞团是全国九个“文艺样板团”中的“样板团”，归江青直接指挥。那时我作为该团临时党委委员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海外经受住了一次几乎百年不遇的考验！最终，化险为夷，全团160余人安然地乘坐两架波音707专机返回北京。1979年底，由卡拉扬先生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访华，那是一起改革开放前重大的文化外事活动，我除了给文化部领导当翻译外，而且还在11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出类拔萃的指挥，扣人心弦的音乐》的评论文章。让某些领导感到诧异，不知我在何时涉足音乐领域的。之后，我研读舞蹈书籍，并不断在《舞蹈》杂志发表数十篇文章，终于在1988年2月成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一员。1980年后，我曾被派往中国驻瑞士、民主德国、捷克等大使馆工作，长达十余年，积累了较多的开展文化外交的经验。其中1988 —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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