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6年秋考入鄞县第一中学高中部，1959年夏，从鄞县邱隘 中学毕业，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五年后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执教西班牙语专业。这五十余年来，一遇机缘就会想起鄞州中学的老师、同学和在校经历过的各类活动。比如，1988届高三5班的周杰考入我工作的北大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同届高三2班的徐剑波报送进了北大物理系。这些，令我为母校感到骄傲，也对母校感到分外亲切。今逢母校六秩大庆，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摘要记述一二，以为纪念。

1959年2月，春节过后，一连下了几场雪，尤其是新学期开学不几天的那场雪，纷纷扬扬，给翠绿的梅岭五山头盖上了一层白茫茫的棉絮被。横溪以北的平原地区，飞雪落地即化，而我家梅岭山区，积雪三五天不溶，特别是阴面山路上的成堆积雪，更是顽固不化。

二月下旬一天，我们刚吃过午饭，家里来了客人。这位“不速之客”，是我高三乙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忻捷。忻老师踏雪登山家访的目的不用问——不是春节走亲访友，也来不及问——老师的苍白脸色让我们暗暗吃惊。忻老师应是东钱湖区人，长途（近20公里）踏积雪爬山岭的经历，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那天气温零下，山上比平原又得低三四度；忻老师患有胃病，更经不住冻、累、饿的多重压迫。

那天，先生脚上穿的是解放鞋。这种鞋，虽然胶底不透水，但在积雪的山道上随时会滑倒跌跤；更糟糕的是，鞋子的黄色布帮很低，走不上几百步，雪就会漫过鞋帮，钻进鞋底，顷刻间化成冰水……

我母亲给老师沏了杯茶解渴、暖身。根据我的经验估算，那天忻老师在路上至少走了五个小时。我心想，“他是怎么爬上双石岭的？怎么过的白云岗、风荡岗的？怎么从鸦雀嵩岗下行到达三坑村的？又怎么寻找到我家的？一路上他跌了多少跤？”此时，我母亲提醒我：该帮老师换鞋袜。我给老师端来热水洗脸，温水泡脚，然后找来一双袜子、一双布鞋请老师穿上。渐渐暖和过来了，我母亲才摆上些山里人过年吃的饭菜请老师用餐。实在太饿了吧，粗茶淡饭老师竟然吃得很香。

老师对我母亲说：“曾惠再半年就高中毕业了，现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辍学。不然，前面两年半的辛苦白吃了。经济有困难，我们各方面大家想想办法。”我们答应老师，“一定继续上学，直到高中毕业”。原来，寒假期间，我给同班陈力行写了封信：“下学期我不去上学了。寄存在学校的行李箱子，请你帮我领出来，开学后我找时间去拿。”此事，一定是让忻老师知道了，于是他顶风踏雪、翻山越岭、忍饥挨饿来到梅岭山岙里找到我家，不让一个工农子弟中途退学。

我姐夫为老师准备了一双半旧软和的草鞋，给他回家的路上穿。根据我们山里人冬天穿草鞋的办法，在旧袜子外边，裹上一层竹箬，再套进草鞋，系牢鞋带；这样，既暖和又不怕路滑，也不怕雪湿鞋袜。老师得走了，我怅然不知所措；我姐夫陪送老师过了牛泥塘岗，往前没有岔道了，才安心回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忻老师身体逐渐衰弱，主要心脏不好。05年前后，他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我正巧在横溪。我得知后，怀着“疾病早散”的愿望，取“散”与“三”的谐音，买了三样水果去探望过老师，还照了像；应该是08年春，我请老师和师母在莫枝的湖滨饭店吃了一顿饭，谈天说地，十分愉快。逢春节，给老师打过拜年电话。今年春节，我想到给忻老师打电话，但听说去冬今春宁波地区天气特年别寒冷，怕麻烦他冒寒接电话，因此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上月，友人在电话里告诉我，忻老师已于3月24日去世了，享年86岁。

我像当年读到我父亲去世的书信时那样，沉默无语，潸然泪下；隔窗南望，向我敬爱的忻捷老师表示深沉的悼念。

2000年5月，我在上海乘出租车拜会亲友。应了“无巧不成书”的俗话，热情善谈的司机竟是宁波人，而且是我的校友、鄞县中学1968届初3班的史济国。在上海遇到同乡兼同学，与“他乡遇故知”又有什么区别？他兴奋地告诉我母校于92年举行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还出了《纪念册》。把我送到目的地后，他客气不收车费。我说，“车费还是收的合适。如果你真讲校友情谊，设法给我搞一本《纪念册》寄来。”“时间长了，从学校是搞不到了。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去问问，一定给你弄一册”。过去了相当长时间，没有音讯。在我快失望的时候，一本不无瑕疵，但更有史料价值的《浙江省鄞县中学四十周年校庆纪念册》送到家了。1980年代以后，我在北京不缺高中校友，如84届的同村俞善军、88届的周杰、91届的同族徐江波，90年代中晚期的史波，徐凤雅等，都来我家走动。但如今想来，我最思念的还是史济国。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上海？生活是否更好了？是否住上大房子了？但主要原因是，这热心的史济国，那天还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殷由仁老师在文革中被反复斗争，被斗得精疲力竭，终日里昏昏沉沉。一天如厕时，竟然晕厥从座档口跌入大石槽内被淹窒息而亡。史济国能把这类消息传递给一个初次见面的校友，可见他重视历史教训，没犯健忘症，我感佩他。

“校友”这层关系说来很是神奇，就凭三年同校生活，有的就是终生忘不掉。我有一同班，叫杨期达，是他借我《红楼梦》，我才认识这一名著。三年级时他调往宁波一中，后进浙江大学，后被分配到云南昆明工业学院。文革大窜连时我专门去该校寻找，可惜没有结果，只留下“空劳牵挂”。当时的班长钟宝华，文革初期串联到北大找到我，我们谈得很热烈。此后，通讯本上空记着他在上海石门二路的地址，但始终没能再见上面，可我眼前总有他憨态可掬的笑容。同班谢武稼，是他指引我一起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所以他也是我大学校友。后来他在咸祥中学教书。自他的学生戴永沪考到北大学习西班牙语时起，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他退休后，文学创作从未间断，每有新作，我总要求寄一套拜读。

今年初，鄞州中学北京校友会成立，我因身体欠佳，未出席成立大会。校友李婷君，在北大读历史学研究生，她应是校友会负责人之一，几次跟我联络。我们通过一两次电话，发过多次短信。在短信里，她称呼我“师兄”，我则叫她“学妹”。按校友关系，称“师兄妹”合适，还是“学兄妹”合适，似乎不重要；有趣的是，我的年龄是她年龄的三倍，社会上有年龄如此悬殊的“兄妹”吗？其中是不是有种神奇的力量存在？是什么呢？不就是抚育了我们三年的“母校”吗？既然同出一个“母亲”，那么不管官位多高，财力多厚，都是“兄弟姐妹”。

三． 忆实践

1958年秋，宁波地区双季晚稻即将开镰的时候，鄞江公社某生产队的地亩里，有个年轻学生在与稻子进行非同寻常的交流。他单独一人，手拿一条绳子、一把尺子；一个本子夹带一支钢笔。他在丈量田块的长、宽，计算田块的面积；估计该田块里有多少棵稻子，每棵约有几支稻穗，每穗有多少稻粒；然后计算该田块能产多少粒稻谷，进而按每千粒稻谷重计算出该田块能产多少斤稻子；最后算出该田块稻子的每亩产量。

对了，这个人就是我。我在“验收晚稻的平均亩产”。共验收了三块田，亩产都在800斤左右。这结果与报纸上宣扬的“放卫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报道，大相径庭。我又因数学成绩平平，怕算错，问老农，老农给我吃定心丸：亩产800斤已经是长势最好的地块了。你算的不会大错，我打包票。

我去鄞江桥，共产主义青年团鄞县团委给开的介绍信，参加验收的记得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到底是哪个上级机关派我们去的，至今也不知道。下乡前，没有领道给做动员，既无正面的教育、指导，也无暗示提醒该如何机动灵活。可见当年校领导没有受极左路线影响，没有让我们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而我自己也高度评价自己：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性，没被政治形势所左右。

56——59的三年，是中国政治、思想、社会、生产全面亢奋时代，学校的活动，每一项都不能离开社会。1958年春，老师中进行“反右补课学习”。学校让学生写小字报，提意见。我写了一份，挂了出来，内容是：“学生在大草棚吃饭都得站着，而老师在小洋楼用餐都可坐着，这不平等，应该改正”。一天，班主任殷由仁老师针对我的小字报内容，在课堂上对大家说：“你们工作了，也可以坐着吃饭”。殷老师既没有讲大道理，也没生气。现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