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依法治国的思考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正式生效后，其辩护律师罗力彦透过此案辩护和审理过程，对如何预防高级干部腐败犯罪问题谈了三点看法：一是要把普法的重点放到高级领导干部；二是要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约束机制；三是要依法限制高级领导干部的隐私权。其实罗力彦律师的分析，涉及了依法治国的客体、重点、难点等一系列问题。

普法宣传教育如今已进入“四五”。在持续了十多年的此项工作中，参加普法学习和考试的对象，除了平民百姓，领导干部中仅限于处级、科级以下，而司局级以上高级干部则很少参与。因此，高级领导干部中的法盲现象也是存在的。慕绥新就是一个典型。罗力彦第一次去见慕绥新时，他对自己有权利聘请律师这一常识却茫然不知。问他“你为什么自己不请律师而要法院指定？”他说，像他这一级领导，“应该听从组织安排。如果自己请律师，是不是对组织不信任。”罗力彦告诉他：“请律师是你自己的正当权利，不存在对组织不信任问题。”并告诉他，他的亲属已提出要为他聘请律师，不要法院指定。与此同时，法院也将他亲属的这一要求转告慕。至此，慕才正式向法院提出自己请律师，并要求将罗力彦、文柳山两位律师由指派改为聘请。当前，平民百姓大都知道自己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而慕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这点常识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慕对律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也缺乏常识。庭审中，他本人对起诉指控他受贿有异议的只有4起，辩护律师却提出了11起，法院最终采纳了7起。慕不理解地说：“我自己都认了，为什么你们律师还要讲？”

慕对法定证据基础上形成的法律事实、法定证据不足而无法上升为法律事实的就不能认定、律师辩护和法院判决都应以法定证据为依据等法律常识，更是一无所知。在长达89页、4．4万字的判决书中，引用和阐述了不少律师的辩护观点、抗辩事实和理由，其中予以采纳的表述有7处。通过庭审查证，最终认定慕受贿数额661万，比起诉指控的796万减少了135万。慕说：“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经查证，慕在担任沈阳市市长期间，共有16人先后给他各类财物价值人民币128万元，满足了工作调动和升官的需要。这固然暴露了慕以权谋私、卖官鬻爵的恶劣品行，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不民主、不透明等弊端。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慕何以能够使这16人的目的实现？党和政府已颁布了不少干部选拔制度方面杜绝随意性的规定，可这些规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管住慕这个“一把手”？

现代法治对普通公民的隐私权采取绝对保护原则、对公众人物（演员、球星等）隐私权采取相对保护原则，而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采取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因为政府官员是社会公共事务的主持者和管理者，一举一动常常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其隐私应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开。考察慕绥新一案便可知道，由于他的婚姻情况变化不公开，成为他受贿数额增加的一个原因。慕与贾桂娥离婚后，由于不为社会所知，许多人继续给贾桂娥送钱，而慕却全然不知。慕自己说：“怎么也没想到贾桂娥、平晓芳（他的前后两个妻子）手里有那么多钱！”如果慕的婚变向社会公开了，便不会还有那么多人去向贾桂娥送钱；如果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定期申报财产制能够公开，慕的受贿数额会受到一定遏制。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慕绥新一案已尘埃落定，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未结束。依法治国已讨论多年，但何为依法治国的客体（或曰依法治国究竟重点治谁），目前至少有三种或隐或明的看法。一是依法治国，尤其是依法管住各级“一把手”；二是依法治民，把主要精力放到依法治村、依法治街等层面上；三是依法治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务，比如依法治水、治电、治火、治林、治路……三者之中何为妥帖，我想慕绥新一案已给出了答案。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依法治官并不是依法害官。假如沈阳做到了依法治官，慕绥新何至于落到今日阶下囚的地步！

(二)、法律与人情关系的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法代表着公平正义，而且法是庄重严肃的，它从不讲人情，铁面无私，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如昆明有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因急性肠炎，被迫违章停车上厕所“救急”，被交警处以重罚。从一般民众的心理上来看，大多数人对女司机深表同情，认为警察对她进行罚款是错误的，有人认为执法者不能死搬法律的有关规定，应该对于此特殊情况讲点人情，而免予处罚！有的人甚至于上升到警察服务意识的高度，认为把老百姓当成了“坏人”。我认为警察处罚女司机是应该的，也是合法的。一项处罚是否合法，不是看相对人违章的理由，而是看他是否具有违章的事实。只要违章了无论什么理由都应处罚，除非有法定的从轻、免于处罚的规定。那些主张处罚错误的人认为如果让这个女司机继续开车，可能由于注意力失散，造成车祸，这样损失不是更大吗？如果这样的推理能成立的话，我忽然累了想睡了，车子停一下肯定是可以了。我把小流氓打死也没事了，因为是为民除害，显然这样的推理不能成立。

那么法律是否应该有一定的人情味呢？本人认为在某些地方还是应有人情味，不能以法律代替人与人之间正常健康的感情，但不能人间处处充满“爱”。因为法律与人情的关系其实也是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因此，要合理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据媒体报道，一个儿童在邻居家与小朋友玩耍，不小心摔倒受伤。这个孩子的父母便起诉邻居小朋友的父母，认为他们没有起到监护职责。法院判决邻居赔偿受害人数万元。这样的判决是合法的，但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后千万不要让邻家的孩子来玩耍，这样才可以免生是非。可如此一来，左邻右舍的孩子不得沟通，这对人与人之间合理、健康的感情是多么残酷的摧残！上海还发生过一个案例：某装修公司为一对新人的新房装修，油漆工在新房内上吊自尽。这对新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装修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则认为，油漆工吊死在新房内，并未对新房的居住使用功能带来任何损害，于是驳回了此对新人的诉讼请求。而公众认为房屋的损失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里面出了个“吊死鬼”，谁还愿把它作为结婚的新房？

上述案例表明，现代法律确有伤害人们正常、健康感情的趋势。因此，我认为我国的立法要体现普通人的良心，维系正常人的健康情感，它的特点应该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否则，就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遵守。这就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尽量注意规则与情理的统一，规则对善良风俗的摄取；执法者在执法时尽量注意规则的普遍性与个案的差异性的统一，注意从公众接受的角度把握执法的效果。这样才能做到法与情的合理的统一。

实现法治，做到法与情的合理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国民应有健康的法心理。世界某些国家规定，公民有作证义务，但是，医生对患者、牧师对教徒因职业信任关系而获悉的对方信息，及夫妻、父母子女之间因血缘亲情而获悉的对方的信息，均可免于作证义务，以确保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例如：今年8月，武警某部战士陈光回福建老家探亲时，他的父亲却已远走他乡。原来，当地有名的小流氓游某一天见陈光的小妹一人在家，便将其强行侮辱。父亲一怒之下跑到游某的家里，对游某背上、胸前连砍两刀。见游某倒在血泊中，父亲这才意识到后果的可怕，便慌忙到亲戚家避难去了。翌日，陈光到公安局报了案，并保证一定劝父亲投案自首。经多方寻找，他找到躲难的父亲。当提起自首一事时，父亲顿时拉长了脸：“我养你这么大，你就忍心让我在监狱里过下半辈子！”陈光耐心地做工作：“父亲，放心吧，法律绝不会放过淫徒，对你也同样会公正处理。”父亲逐渐平息了怒火，最后动情地说：“孩子，爸相信你的话。”父亲终于向警方投案自首。这是一个“大义灭亲”的典型例证。的确，在今天的中国，大义灭亲一直是被广泛提倡的深层次的法律精神。然而，我很难相信，一个举报亲生母亲或者动员父亲投案自首的人，他的内心会获得最终安宁。因为这不是作为儿子应有的本性，一时被人赞赏有加，但不会逃过良知的谴责。因此，“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这一古老的法律格言，中间透出的是人性的光辉。这是法心理培育的一块沉甸甸的基石。

（三）法律的强制性和守法的自觉性的关系

的确，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法律的强制性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遵守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行为更多是具有被动性而不是主动性。在大学时我曾看过一本书，论述西方最初设立陪审团的原因是：法官做久了，难免产生一定的职业病：只知法律条文，忘却社会良心，刻板固执，不通情达理。就像外科医生干久了，动辄就对病人说“割掉”！还像一个笨拙的护士使劲叫醒酣睡中的病人“快起来吃安眠药，这是医生说的”！法官也是人，时间久了照样会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