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魏永征
　　最近一些报纸集中报道东北某地发生的幼女“小兰”（化名）受到不法摧残的案件，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是“媒体审判”。
　　“媒体审判”（ｔｒａｉｌ　ｂｙ　ｍｅｄｉａ），就是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越俎代庖，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媒体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是说，有权确认本案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只有法院的判决书；在判决之前，任何人、任何文书，都不能作这样的确认。现在一些报道中，说嫌疑人“灭绝人性”、“罪不容诛”，要“严惩不贷”的话随处可见；还通过嫌疑人的父亲的口说“儿子犯了这么严重的罪，怎么判都不过分”；又报道有关群众团体“建议对歹徒从重从快严惩”；报道众多网民表示“所有酷刑都加在歹徒身上也不解心头之恨”，“对于犯罪分子一定要严惩严惩再严惩”。还有在报道检察机关将以故意伤害罪名起诉的同时，多次强调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是死刑。这就是说，媒介非但已经确定嫌疑人有罪，而且连量刑也拟好了，那么法院还审什么？
　　在这种氛围中还要说嫌疑人的权利，许多人也许会感到惊奇。是的，就是眼下这个嫌疑人，除了因为被羁押而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权利外，依然享有一个公民的其他所有权利。而作为面临审判的犯罪嫌疑人，他的重要权利是未经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权利，包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辩护的权利。而有关报纸，不但用“恶魔”作为他的代号，而且通过提审式的“采访”，让他说自己“该死”，“我知道自己是该枪毙的人，我也觉得自己该枪毙”。那么一切审判程序岂不都成为多余的了吗？
　　“媒体审判”还有一个非常可能伴随的危害就是对受害人的再一次伤害。本案受害人“小兰”总算用了化名，但是媒介报道了她的父母、她的学校、她的所在地、她接受治疗的医院，使她所在的社区很容易就指认她是谁。还报道一系列活动，简直使她成了“公众人物”。特别是报道伤害经过，咬在哪里，手伸到什么地方，什么功能已经丧失，和盘托出，详尽无遗。一切早已被媒介公开了，还要宣布不公开审判，岂不有些滑稽？
　　我非常同意一位网友的帖子：“我们借鉴西方的做法，不组织援助者到医院看望小兰，不让小兰与援助者见面，不让小兰产生心理负担，特别是小兰出院后，不让公众知道她的生活环境，让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要纠正的一点是，这并不只是“西方”的做法，而是全世界的共识。保护受害人，从西方到东方，许多国家的新闻自律规范都有这一条，为什么我们的媒介居然“想不到”？
　　在去年审判蒋艳萍等案件中，已经有学者指出了媒介报道中存在着“媒体审判”现象，希望引起注意。但是有人不以为然。
　　“媒体审判”是西方传来的说法。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人们只是借用而已。中国的“媒体审判”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根源和背景，我们不必拿外国来比照，中国应当如何如何，只要从中国现行法制和社会现实来衡量，“媒体审判”也是完全没有存在理由的。我们应当通过制定一定的规范和准则，理顺新闻和司法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