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的是，只是一种思想，不一定要每个人都接受

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那几天，被高中学生称之为"黑色的七月"，这是绝对准确的。对于家长来说，这些日子不但是黑色的，而且是糟心的；哪一个家长没有在这种精神炼狱中忍受过煎熬？即使暂时没有应考的孩子的家庭也没有本钱幸灾乐祸，除非决心断子绝孙，为人父母者或迟或早都在劫难逃。十余载的焦虑，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督促，几乎都是为了这一天。若说中国的家长，为了这场考试，付出了半条老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孩子们的牺牲更大，整整的一代人，没有童年和少年，青春的欢乐被考试的痛苦、打击、恐惧、焦虑所淹没，父母的爱心变成了残忍：温情脉脉的关注变成了猫对老鼠的监督，时间之长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春节、暑期，孩子才往电视机前一坐，背后就有绝望的喊叫。
美国人最羡慕中国尊重父母、教师的伟大传统，听说中国人曾把教师、父母和天、地、皇帝一起加以崇拜，在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面前，焚香、顶礼，就感动得要命。这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固若金汤，在国家亡给异族时，也没有瓦解，但是今日却为一纸考卷而消解了。人世间最亲密、丰富、复杂的亲子之情、师生之情被歪曲成一种最简单、最粗暴、最干巴、最没有感情的功利：不管多么伟大的价值准则，都集中到一个焦点——分数上去：有多少爱就有多少苛刻和不近人情。母爱已经差不多变质了，慈母有时比之严父更为严酷苛刻；什么师道尊严，什么有教无类，一切都是是假的，在中国，只有考卷上的分数才是真的。它不但可以争得挤进入大学门槛的权利，而且可以为教师争得荣誉，为他们。学校提高名次，为校长垫高禄位的台阶，为父母赢得翘起的下巴和邻居仰望的目光。
人们可以不理睬领导的讲话、红头文件、毛主席语录、世界杯足球赛事、甚至股票行情，却不能对考卷和它的标准答案，ABCD的选择掉以轻心。孩子的每一笔，每一划，都不但意味着前途，而且意味着金钱。一笔之误、一分之差可能导致数万元的经济损失。
上亿家庭的命运都要由这张考卷来决定！
凝聚在这张的考卷上的纵横交错的心灵电波，其间的血和泪，悲和愁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包括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绝对无法破译的。
然而，中国人付出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一张神圣的考卷，是义无反顾的：正是它，结束了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闹剧。那种在最神洁的名义下向最龌龊的舞弊屈服的回忆一去不返。肮脏的人事勾结，特权之路，不管在什么地方通行无阻，但是在这张考卷上却是此路不通。
1977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恢复，标志着平等竞争的开端。人们骄傲地想起：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代中坚就是从那时找到自我实现的坦途的。
然而，不过是二十年的时间，好事和坏事互相转化的辨证法就在无情地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六十年代相当偏激地表示深痛恶绝的偏题、怪题、难题与正常难度的考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以学生为敌的倾向以语文考卷最为突出，有些甚至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例如：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有一道题要求在许多元曲作家中选出元曲四大家。但是，这个问题连大学教授都说，在文献上有不同说法。长期如此，弄成了一个可悲的局面：中学教师辅导不了小学生，大学中文系教授做不好高考语文试题。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考卷拿给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得到可怜巴巴的70多分。
这就不但把庄严的教学变成了儿戏，而且把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承传化作了疯狂。这样庄严的疯狂不能不越来越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忧虑。然而身居高位，重权在握的人士，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呼声，充耳不闻。据说有一次全国考生及格率很低：有人用扣帽子的办法发出不满：难道我们的新时期的中学生的水平就那么低？没有想到上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扔过来一句冷冰冰的话：我就没有打算让多少人及格！还有更为傲慢的：高考是一场淘汰制，不这样，你说如何淘汰？这无异说，尊口免开。呜呼，坐在考试中心办公室的交椅上并不是很大的政治家，但是，对付下面的意见却有大政治家威重泰山的风度。
到了1998年春夏之交，这种人神共愤的考试引起的不满突然爆发了出来。从北京文艺到文艺报，从文汇报到羊城晚报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声讨。最有气魄的是羊城晚报，一连一个星期，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表示对于语文考卷的愤慨。第一天是：语文考卷，误尽天下苍生。第二天是：考倒鲁迅、巴金！一时间，语文试卷的刁钻、恶毒、阴险、愚昧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消息灵通的读者后来知道，大众传媒从国家教委新任领导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大风吹到了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的几顶乌纱帽上。当年的高考语文卷子就有了微调。取消了一些刁难怪恶的选择题，但是，距离真正的改革还很遥远。
为了让改革真正彻底，我们不得不对考试本身进行原始要终的思考：
一切考试都意味着平等竞争。我国现行高考的特点是不断强化平等"理想化"的程度。经过几年的积累，不仅在考试制度上，而且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而所谓"客观题"，也就是并不需要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这除了理想的追求以外，也有万不得已苦衷。高考是全国性的统一的，因而判题必需是全国一致的。目标是：让北京、上海、广州的教师和穷乡僻壤，甚至天山、喜马拉亚山脚的教师按同样客观的标准评分，还要有一种操作的方便。这种操作性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论是评分者的水平低下，还是营私舞弊的意向，都难以使平等的准则走样。为了达到在我们九百五十九万平方公里幅员之内绝对平等。美国式的托幅考试，那种ABCD的选择题就成为压倒一切形式。而且结合中国国情，除了在单项选择中，设置了更为恶毒的陷阱，还创造出新花样：不定向的多项选择，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于是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出了许多笑话之后，有关人士还是执迷不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官僚，而且还在于他们对于考试的功能，在理论上陷入了迷误。
考试是一种人才选择机制，它在被普遍地运用着，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准确，而是因为比较简便。从根本上来说，人才的选拔，最可靠的办法并不是考试，而是实践。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企业的董事长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遴选的；也绝不能设想，在一场战役进行之前，用考试的办法来决定统帅。通常的做法是：在任命的过程中逐渐考核，这个方法本来最可靠，但是有致命的弱点：第一，在实践中考核花的时间太多；第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实践，缺乏现成的可比性；第三，作为考核者的主观性；第四，结论只能在长期的实践以后得出，就是正确，也是事后诸葛亮。而选拔人才，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选拔高等学校的学生，却需要客观地预测，需要现成的可比性。而要可比，就得在同一时间、地点、条件下进行。这是不现实的，而考试则以假定的可比性，代替了现实的可比性，用同样的题目，限制在同样的时间里，以同样的标准来评分，最后，把客观的结果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目前实行的百分制量化方法是全世界最为细致的一种，比之俄国的五级记分制，美国的四级记分制表面上看要精确得多。但是，这真能成为我们自豪的本钱吗？号称精明的美国人和俄国人为什么那么傻瓜，难道就不懂得把人才分成一百个等级比之分成四个到五个等级要精密得多吗？
道理很简单。第一，现实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拘一格的；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加以等级化的区分；第二，人不是物，其才能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根本不能用机械的标准加以量化。人的素质，就无法像称地瓜一样，锱铢计较。有谁能把汉高祖、项羽、韩信的才能用百分制计算出来呢？项羽、韩信打仗比刘邦强多了，但是，最后项羽失败了，韩信被刘邦捉住了。刘邦问韩信，你看看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倒是天才地作了量化说，大概是十万吧。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说了，既然你能带的兵比我多得多，为什么又被我抓住了呢？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也就是，不会打仗，但是很会用干部。如果要给这三个人打分，我想不要说古代军事家没有办法，就是当代的军事学院的教授，也无能为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数打得越细，就越是荒谬。
通过考试，给人的素质打分数，是一种不得已的假定。而现实是不能假定，真的要假定就不能不是荒谬的。如果红军不经过福建上杭和湖北红安，没有后来的革命实践，谁知道陈丕显能当上海市长，韩先楚能当将军。如果今天的军事学院要到这两个县里去招考，谁知道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小学教员是当将军，政治局委员的料啊。
考卷是规格统一的，而人才是不拘一格的，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中国的圣贤在人才选拔方面费了好上千年的脑筋，至今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法。在人才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什么考试。最流行、最先进的方法是自我推荐，或者推销。孔夫子、孟夫子、韩非子，乃至商鞅、李斯、苏秦、张仪，举凡大政治家、大学问家为了推销自己，不惜周游列国。当时信息流通不灵，不如此就不能像毛颖那样脱颖而出。但是这个方法最明显的的缺点就是不能排除偶然性和自我吹嘘。光是他自已吹吹，就相信他有经事济国之才，就太危险了。汉朝就有一点改进，你一个人自己说了不算，要让大家来评议。这就是所谓举贤良方正的办法，从理论上来说，这比自我推销要严密得多。但是，走后门的问题来了。人情关系把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彻底地扼杀了。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