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著名诗人阿尔泰一直坚持母语写作。他的诗在草原上流传甚广，但是如果翻译成汉语，就变成了索然无味的平淡生活。如诗歌《醒来吧，我的诗》，经翻译后成了这个样子：“生奶醒了，走向奶桶/羊群醒了，走向牧场/露珠醒了，走向太阳。”看起来就像是小学生的作品。

　　“文学翻译不同于公文翻译，它承载着情绪、内涵、思想感情等诸多感性因素。”在日前召开的“蒙古族作家翻译家座谈会”上，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阿云嘎说。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民族语文翻译以公文居多，文学翻译的佳作可谓凤毛麟角。

　　面临翻译困境的不仅仅是蒙古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的大家庭中，新疆已发表作品的作家有上万人，其中90%都是用母语创作；朝鲜族作家98%以上用母语创作；傣、哈尼、彝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不少是用母语创作的。

　　朝鲜族作家权重哲是一位用母语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国内读者很难读到，因为没有翻译成汉语。“我的读者主要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朝鲜和韩国。”

　　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不仅是一个交流的工具，而且承载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密码。“一些在内蒙古生活的汉族作家逐渐放弃了草原题材的创作，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蒙语，写不到位。”内蒙古文联名誉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哈斯乌拉说。

　　“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好了，也许能获得诺贝尔奖。”哈斯乌拉在会上作出了这样的惊天预言。

　　译作是“地毯布满线头的背面”

　　翻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民族文学》主编叶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有着11种官方语言的南非，她认识一个翻译家。他翻译得很好，但依然十分困惑。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就像是粘合一面打碎的镜子，不管译者的技巧有多高明，总归无法恢复到镜子原来本真的面目了。翻译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说：“阿尔泰的蒙文诗看了让人掉眼泪，汉译本却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掉不下来，总缺少那么一点打动人心的力量。”

　　郭雪波对译者也表示理解，因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并不像数学公式那样简单，它更多的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接。郭雪波是一个蒙古族，因工作关系，他一直用汉语写作。今年年初，他在《民族文学》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名为《舌尖上的瘫儿》。名字看起来很费解，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爷爷照顾脑瘫的孙子，孙子生活不能自理，要靠爷爷把食物嚼碎了，用舌头送到孙子的嗓子里的故事。这样的表达在蒙古语中有专门的词汇，但在汉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

　　翻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没有对错，也没有定论。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著名翻译家哈达奇·刚曾经做过两次征文，一次是翻译作品《羊的样子》，40多人投稿，40多个版本；一次是翻译诗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20多人投稿，20多个版本，没有一个雷同的。

　　内蒙古文联名誉副主席、作协名誉副主席策·吉日嘎拉把翻译形容成“翻地毯”：原作是地毯精心编织、美轮美奂的正面，译作就是它布满线头的背面。

　　无法翻译的诗歌

　　在众多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最难翻译的。翻译界有一种提法：诗歌不能翻译。李白的《静夜思》很有意境，但是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译出来，那就美感全无了。

　　“诗歌是心灵的语言，很难翻译。”内蒙古大学蒙古学教授、内蒙古翻译家协会副主席海日寒说。他认为诗歌分为两种情况，靠语言魅力打动人的诗歌，不宜翻译，一旦译过来，大师级作品就成了小学生的作品；靠思想内涵打动人的诗歌情况略好，翻译过来，不至于太走样，读者至少能够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所在。

　　阿尔泰的作品《醒来吧，我的诗》后来经人翻译，添加了很多意象和形容词，试图再现蒙古语中诗人所要呈现的鲜活场景：“苏醒的生奶正愉快地滋入惊醒的奶桶/苏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场/露珠醒了，奔向灿烂的朝阳。”虽然已经丰富了，但是原作那种简练而又优美之感已经荡然无存。

　　相比之下，小说的翻译比诗歌容易些，由于叙事性强，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线索，因此即使翻译水平较差，在翻译过程中损失掉一些信息，其作品内涵也不会太打折扣。海日寒举例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翻译欠佳，但并不影响读者对故事的理解，也不影响这部小说在中国的热销。

　　然而，在蒙古语文学作品中，恰恰公认诗歌最好，其次是散文，小说第三。哈斯乌拉批评蒙古语小说缺乏想象力，缺少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海日寒认为，辽阔的草原缺少神秘性，因此导致蒙古语小说想象力比较匮乏。尽管他们的观点还有待考证，但是蒙古语小说较之蒙古语诗歌薄弱，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诗歌很难翻译出精髓，小说原作的总体质量又不太高，因此蒙古语文学翻译作品众多，但是鲜有佳作。

　　态度是关键

　　“翻译虽然难，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我们读过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翻译，恐怕很难接触到。”哈达奇·刚说。他是内蒙古一位知名的翻译家，曾获过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翻译奖，在翻译方面很有心得。

　　谈起自己的翻译经验，哈达奇·刚认为，当下的翻译困境，不是因为汉语水平不够，而是态度不够认真，只要认真、坚持，就能够打磨出优秀的作品，甚至是经典之作。

　　据说，哈达奇·刚为了准确地翻译，曾经背过《蒙汉词典》。在他30年的翻译生涯中，他坦陈翻译诗歌一般要修改五稿，散文要修改三至四稿。“只有一次，我是译了一稿以后就交了，编辑一下子就看了出来。有没有下功夫，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著名蒙古族作家、翻译家特·赛因巴雅尔也认为，现在有些作家在翻译时不下苦功夫，遇到不认识或者不理解的词就绕过去，不愿意花时间去查字典。这种态度上的草率，是导致翻译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建立文学翻译的激励机制

　　从更大范围来看，文学翻译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比如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翻译人才的培养、民族语言翻译被边缘化等。

　　内蒙古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巴特尔曾在内蒙古一个牧区旗县做过调查，发现当地50%的孩子不学蒙古语，只有牧区的孩子才学。这样的后果就是蒙汉兼通的人才越来越少。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会长包明德建议，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现在语文受到挤压，更不用提民族语言了。降低英语的比重，为民族地区的孩子减负，让他们能够有更多时间来学习自己的母语和汉语，从国家层面更加重视民族语言的教育。”

　　还有作家、翻译家指出，目前，汉译蒙的水平较高，蒙译汉的水平相对较低，应该加强蒙语小说的创作力度，从而让蒙古族文学翻译不再处于“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可供选择。

　　翻译稿费问题也备受关注。阿云嘎说：“以前，翻译稿费每千字才15至20元，作品获奖，奖励的是原作者，译者出不了名，待遇又低，因此很多人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

　　近年来，中国作协实行了翻译工程，翻译稿费有所增加，从事翻译的人逐渐增多。“但总体来说，翻译人才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内蒙古作协常务副主席布仁巴雅尔说。

　　叶梅建议设立蒙古族文学翻译的相关奖项，动员社会各界关注蒙古族文学翻译，在主流媒体上刊登翻译作品，并召开各种研讨会，探讨蒙古族文学翻译的相关问题，共同促进蒙古族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