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书唱农庄

老家在山村，每到年底，忙了一年的村民总算说了个松气的时候，为了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增加一点过年的喜庆的气氛，村里的干部想方设法要搞一点活动，譬如放几场电影，猜一点有谜语，叫戏班子来做几场戏，我认为最有意思的当属叫人来说上几段走书。

宁波走书，又名莲花文书，诞生于同治光绪年间，最早从上虞传入。艺术来源于生活，走书最早也是几个佃工，在劳作中你唱我和，藉此来自我娱乐，消除疲劳。而后由唱小曲发展到唱有故事情节的片段，随之又有乐器伴奏，并且在演说内容上也逐渐广泛，进而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后来发展到站起来表演，分口饰角色，演员在台上可以来回不停地走动，这才有“走书”的说法，在宁波、舟山、台州一带广泛流传，深受群众的欢迎。。

听走书的地点往往设在村里的大会堂。每逢晚上要听走书，我总率先奔出家门，抢好位置；然后姐姐急急赶来，带着凳子摆放在大会堂里。吃完晚饭，我们就兴冲冲地赶到那里。那时天色还比较亮，西边的天空还有最后几抹晚霞，在山村翠绿的竹叶的映衬下，煞是好看。小孩子们早已在那里了，有的在打泥蛋子游戏，有的在玩“清兵捉强盗”，还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大会堂角落里有几个小贩，他们大多是卖香瓜子或炒倭豆的，那椒盐倭豆味道不错，入口又脆又香，大概是一分钱七颗。嘴馋的我会从父母那里讨来五分或一角。既可听走书，又可吃吵倭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最大的享受。

听走书的大会堂也是山村里难得的一次集会处，小伙子和姑娘们更是把它作为一次重要的情感交流的机会。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穿上，姑娘们总也忘不了抹上一点面油或什么香香的东西。小伙子与其说听走书倒不如说是在看谁家的姑娘最漂亮，如果看中意的话，则会暗暗地问旁边知情的人，然后记在心上，等以后叫一个媒人去说媒；也有几个胆大的，会向姑娘的父亲敬上一支香烟，算是给未来的丈人联络感情吧；当然，也有几个不讲礼的年轻人竟把有火星的燃着的烟蒂向姑娘身上扔去，自然会遭到姑娘家里人的一顿臭骂。

天色快暗的时候，有人会高声叫喊：“唱走书的人来了。”果然，一个四十岁上下的高瘦男子拉着一个盲人琴师向我们走来，那个唱走书的人脸上很明显有化妆的痕迹。他边走边跟观众点头示意，潇潇洒洒地来到台上。台中间放一张桌子，左右各放一把椅子，左边的是说书人的位置，右边的是伴奏琴师的位置，一般琴师不发出声音，有时他也“哎格楞登”地唱和几下。说书人有三种主要的道具，一是折扇，可代指笔墨纸砚、刀枪剑戟；另一种是醒木，可代替公堂的惊堂木，可以制造出各种声音；再一种就是手帕，模拟旦角的时候总要用上它。那说书人也真有一套，在琴师的伴奏下，光一个人就可以扮拟各种角色，绘形绘色地把听众带入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台下的听众都抬着头，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台上的说书人，脸上非常满足陶醉的样子。那时我还很小，未必能全部听懂。我记得当时就唱什么《包公案》《薛刚反唐》等，我最后听的一段走书就是由金庸先生小说《射雕英雄传》改编而成的。可以这样说，在这种氛围中我逐渐地接触了一点我国的古典传统文化。说书人也很辛苦，下午唱一场，晚上再唱一场，每唱一场一般是一个小时，中间稍做停顿。这个时候说书人大多喝一点茶，或者吸一枝香烟。唱书的人开始嗓音很是嘹亮婉转，但是到了后来我总觉得他的喉咙有点嘶哑。有时村民听了二场以后仍然不过瘾，在村民的再三要求中，说书人会再唱上一段，那台上台下互动的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那时村里没有电视，没有收录机，听走书是除了广播、露天电影、做戏以外少有的能给村民精神享受的东西。没有文化的角落最渴望文化的滋润，我想也许这就是走书那么受村民喜欢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