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与直白

王红元

含蓄与直白的矛盾，是中国人群体价值取向与坎坷的人生际遇之间的矛盾。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因为矛盾重重而含蓄有余，直白不够。中国古代文人信奉着“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信条，在八股取士的制度里，艰难地走过了一千多个春秋。有人官场得意，有人屡试不第。于是就有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居辋川别墅而“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王维等隐士。我以为中国像庄子一样的真隐士很少。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于抱犊山中。生活贫困，依然淡泊名利，以清净修道为务。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庄子断然拒绝。中国文人更多是想通过仕途一展人生抱负，所以即使“处江湖之远”，心里仍然“忧其君”。貌似寄情山水，眼睛却一直朝上看着。直白的背后是含蓄，是希望仍然得到明君圣主的赏识。含蓄与直白的矛盾，是中国人群体价值取向与坎坷的人生际遇之间的矛盾。

中国文人是虚怀若谷的。“拨冗”、“斧正”等一些在正式交际场合才出现的词语，让人见了未必能精确把握其含义。这些词语体现了中国人外表上的谦逊和卑躬。这是中国式的含蓄，其实中国人骨子里是高大的。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李白被从长安放逐后陷于消极情绪中时，他还能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用”而“必”，何其自信，何其洒脱。只有大写的人才会于困顿中依然流露出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积极本质。苏轼因诗文讽喻新法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当他站在赤壁矶上，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水时，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顿时展现眼前：江山如画，代有英雄豪杰出。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少年得志的军事英才周瑜，是苏轼艳羡的对象。其实，胸有丘壑的苏轼游历三国古战场时，已身化为周瑜，欲一举扭转北宋朝廷萎靡慵懦的局势。

中国人的含蓄也体现在对钱的态度上。江南古镇同里，旧称“富土”，唐初，因其名太侈，改为“铜里”。宋代，又将旧名“富土”两字相叠，上去点，中横断，拆字为“同里”，沿用至今。同里古今名称的变革，是远铜臭，近高雅的过程，与同里文人荟萃，人们世代勤奋苦读，知书达理不无关系。自南宋淳祐四年至清末，同里先后出状元一人，进士四十二人，文武举人九十三人。当然君子也是爱财的，如果没有富商与达官的参与，哪有同里镇明清两代园宅38处，寺观祠宇47座，士绅豪宅和名人故居数百处的规模？同里古镇的退思园是晚清私家园林建筑的经典。园主任兰生，曾任安徽凤颍六泗兵备道，后因盘踞利津、营私肥己于清光绪十一年被革职回乡。回乡后他花了十万两银子建造了这座名为“退思”的园子。园子构思奇特，西为宅，中为庭，东为园。赵本夫在《退思园》中写道：“这种建构方式，打破了常规，据说主要是为了藏富，人一进去就见宅院，以为到底了，其实曲径通幽，暗门开处，尚有万千风光。主人用心可谓苦矣，但这样一来，‘退思’就有些可疑了。”园名“退思”二字语出《左传》，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任兰生退居豪宅，思的是什么呢？入其西宅大厅，赫然摆放着落地镜子与落地大钟，据说是取“尽忠”之谐音，表达亲近朝廷，报效国家之意。入东园，构成精美的“孔方兄”图案的砖石遍地都是。花园习字台前的地面也非常有意思，一只宝瓶上插着三柄方天画戟，一合主人武将身份，二寓平升三级之意。紧对园门的地面有五“蝠”拱寿图案。任兰生闭门不思过，一心只求东山再起，财源滚滚。一个被解职的官员靡费十万两白银，向朝廷交了一份奢华的退思答卷，可见，当官对任兰生这样的人的诱惑力确实很大。任兰生的功利思想在深宅大院中得以直白，又在退思己过的外衣下得以含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其实，只要舍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一心只为国家竭尽心力，来一个辛弃疾似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直白又何妨？

中国人重含蓄，轻直白，或许是文人式的清高与自尊在作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