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迷，寻迷，迷在何处

毛刚飞

梁衡先生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已选入了高中《语文读本》第二册，作者一开头就说“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迷，他太博大深邃，让人看不清摸不透”，“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然后作者从三个方面写了他的叫人难以理解的地方，那就是明明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却偏偏参加了政治运动；明明是一个柔弱的书生，却偏偏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的英雄戏；明明可以流芳百世，功彪千秋，却偏偏在临死前写了一篇给他身后带来很多麻烦的《多余的话》。梁衡先生在文章作了自己的评判，但我读了以后，总感觉作者只是提出了疑问，而没有作更多的解释。本文想结合瞿秋白的身世、性格及他所受到的思想等方面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参加政治。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反思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认为自己原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却阴差阳错被时代的潮流卷进了政治的旋涡，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中枉费了才力，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怎么会投身政治，我想同他的家庭是不无关系的。瞿秋白也曾有同鲁迅相似的家庭背景。祖上也曾是官宦人家，到了父亲这一代已经破落，由于父亲软弱无能，瞿秋白一家常常遭到家族其他人的欺凌，他的母亲被贫穷所逼吞火柴头自尽，而亲友们却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所有的一切，使他认识到世态的炎凉，并且开始对自己原来的那个阶级产生了叛逆之情。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有过学医救国到去医从文的转变，他是用笔来拯救国民的灵魂，开始时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和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到了后来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瞿秋白则不然，正当瞿秋白陷入无比的痛苦的时候，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学生领袖。1920年他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留学苏联。1923年回国后在中共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的杰出的组织家、宣传家。他想通过社会变革来寻求人生的道路，来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当然，瞿秋白参加政治也符合中国士大夫的“达者兼济天下”的为人准则。作为有着浓厚知识分子性格的瞿秋白，他时常陷入了文化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矛盾。一旦当他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就踏上了这条与他原来的性格、禀赋不协调的牺牲之路。

瞿秋白为什么偏偏以一个柔弱的书生，却演出了一场泰山崩于前的英雄戏。我想这可以从中国人对骨气道义的重视这个视角理解。在中国的古典文化里，一向非常看重“礼”“义”“气节”，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告诉人们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保持气节和道义。苏武出使匈奴，他的部下密谋造反，尽管他事先不太知情，事发后苏武先是自尽，被救后无论匈奴是何等的软硬兼施，李陵是如此的动情劝说，他都没有屈服，最后过了19年的牧养生涯后回到汉朝。文天祥断然拒绝元世祖忽必烈的劝降，英雄就义，留给后世的是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明代的方孝孺坚决拒绝朱棣要他写即位诏书，宁肯被灭十族也决不背叛先主。谭嗣同为了变法，报答皇上，慷慨赴死，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美谈。瞿秋白是一个受到中国文化深深影响的文化人，他所承袭的正是那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可贵的伦理道德，因此才有像轨道一样坚定延伸的理性的力量。唯有这样，他才能够始终没有屈服于蒋介石发动政府的威胁利诱，他才能够用俄文唱着国际歌以三十六岁的盛年而从容就义。尽管他知道生命是美好的，但是他明白既然选择了一条崎岖的道路，就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他明白既然已经忠诚

于自己的事业，就应该忠诚到底，即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事业的纯正性，要保持自己白玉般的品行。这自然是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顾顺章所不可比拟的，如果瞿秋白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的话，那么他们最多是匍匐在其下的草芥。

就如前所述的，他既然肯以生命殉义，但为什么在临死之前写了这么一篇给他带来那么多非议的《多余的话》。我想也只有从他那文人的性格方可理解。瞿秋白尽管参加了政治，担任了党的重要的职务。但是他始终没有摆脱文人的性格。他在留学期间写了散文集《饿乡记程》《赤都心史》。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养病，并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用很大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写了大量有指导性的文艺论文，创作了五六十篇诗和政论相结合的杂文。尽管瞿秋白在白天里公众场合中扮演了一个政治家的角色，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仍然保留着文人的情趣。在丁玲的一部以瞿秋白为原型的中篇小说《韦护》里，作者这样写道：：“蜷在被窝里，靠在大的枕头上，在小小的红的灯光之下，读自己心爱的外国小说，仿佛又回到渴望美的爱情的温柔的梦幻的自我。”其实丁玲准确的把握了瞿秋白的性格特征。1927年冬至1928年初春，他在担任党的中央领导工作时，曾犯过“左”倾盲动错误，我想这也同他那文人的浪漫激进的性情有关。怪不得后来布哈林要不满的对他说：“你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就不应该做一个编剧家。而你领导中国革命，就好象在导演一幕戏剧。”假如说，在他为政的时候，他那文人的本性毕竟有时会被繁忙的政事掩饰，那么当被捕入狱后，当一个人明知他要走上生命的最后路程的时候，他的文人性格肯定会表现得非常浓烈。在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时，他肯定是不加掩饰地剖析了自己的心态。鲁迅先生不但善于解剖别人，更善于解剖自己；作为鲁迅先生的最好的朋友的瞿秋白自然